青浦区华新镇网格化中心副主任陆瑞华，刚刚经历了精疲力尽的一个晚上。

　　3月13日12：37分，自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航班CA936在浦东国际机场远机位降落，该航班共有286名乘客。这批乘客中，有18位乘客的目的地是青浦，其中10人自驾，8人由青浦区的机场工作组安排大巴车返回。

　　陆瑞华，就是这辆大巴车的车长。从浦东机场开往青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陆瑞华经受了意想不到的“极限挑战”。

　　
【一】

　　3月13日16:40分左右，CA936上的乘客被陆续移交到上海各区的机场工作组接收点。陆瑞华告诉记者，这批乘客采取的是黄标管理，意味着要接受14天的居家医学观察或集中医学观察。

　　13日20:40分左右，陆瑞华把CA936上的8名需要由大巴车送抵青浦的入境人员送上了车，准备发车。这8人中7名是德国人或巴西人，1名中国人。除了这8名乘客，车上还载了另外5名由其他航班入境、需要返回青浦的乘客。

　　当晚21:40分，大巴车抵达了第一位乘客居住的小区——青浦区徐泾镇联民路55弄，这位乘客是一个年近七旬的德国老太太。正在老太太联系家人、陆瑞华联系小区居委干部和物业人员交接居家医学观察事宜的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陆瑞华的手机上。

　　“当时，我们青浦区的机场工作组组长打电话给我，说按工作计划，这18个CA936上的乘客要全部送到集中隔离点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不执行居家医学观察。”

　　事出有因——这架飞机上，4名乘客体温异常，2名体温正常乘客曾在近期服用过感冒药。286名乘客中，18个要到青浦去，人数较多。出于安全考虑，相关领导决定这18人都要接受集中医学观察。哪怕是自驾的，也要改变路线、开到集中隔离点去。

　　眼看都要到家了，却要过家门而不入、住到集中隔离点去，德国老太太不愿意了。“我就沟通、反复劝说，也让居委、物业和老太太的家里人联系，让家人和老太太沟通，让她配合工作，接受集中医学观察。”陆瑞华说。

　　经过约10分钟的沟通，老太太同意配合防控工作要求，住到集中隔离点去。“那时，我已经说得口干舌燥，额头上早已沁出了汗。”陆瑞华说。

　　当时他还没想到，这还只是当晚“大巴之旅”的第一个挑战，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

　　
【二】

　　徐泾镇里，住着不少外国人。一条联民路上，有不少老外居住密集的小区。从德国老太太的小区门口发车后不久，车辆就在联民路上的另一个小区门口停下了。

　　大巴上除了8名CA936的乘客，还有5名其他航班的乘客，这些乘客可以接受居家医学观察，他们中的几个人要下车回家了。

　　陆瑞华有条不紊地按照交接工作的要求进行操作：提前联系居委和物业、在小区门口对接、登记信息、测量体温等。

　　“做完这些工作后，我隐隐发现大巴车里的气氛不太对劲：CA936上的乘客们本来已经被我们劝说好了，愿意去集中隔离点，但现在眼巴巴看着其他人回家隔离去了，自己却回不了家，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心情开始波动。”陆瑞华说，当场就有一个带着两个年轻女儿的巴西母亲问他，为什么他们母女三人也住在这个小区，却回不了家？是不是在“欺负”她们母女三人？

　　“我只能反复说，当然不是‘欺负’，只是工作要求如此，请她们配合。”陆瑞华告诉记者，除了好言劝慰，他意识到工作节奏必须加快：车上乘客的心理波动越来越大，越早送到集中隔离点越稳妥，免得旁生枝节。

　　下一个要交接乘客的地方，是沪青平公路上的湖畔佳苑，两名非CA936上的美国籍入境人员居住在此。陆瑞华用最快的速度和社区干部和物业人员完成交接后，大巴车继续发动，驶往集中隔离点。此时，车上只剩下了8名CA936上的乘客。

　　
【三】

　　当时，车上乘客们普遍已经比较激动。这八名都是外籍女乘客，除了那个德国老太太，还有一个带着两个两三岁女婴的母亲。深夜的大巴车里，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声，哭得撕心裂肺，怎么也止不住，大家的心情都开始“不淡定”了。

　　“我不是很擅长哄小孩，更不擅长哄外国小孩，只能不停地用英语简单地说，请大家配合，谢谢理解，一定会尽快到达目的地。”陆瑞华说。

　　就在婴儿的啼哭声和大家的焦虑心情中，最让人崩溃的事情出现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巴西女孩告诉陆瑞华，她要急着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能不能找个厕所停一下车？

　　“我当时一瞬间也有点懵。回过神来之后，我马上和后面的押车警员商量对策。商量下来，我们一致认为大巴车不能随意停靠、更不能随意上下客，只能按照既定路线行驶。另一方面，当时我们正在沪青平公路上，马上就要上高架了，也不可能找到马路边的厕所。让女孩在车上‘方便’一下更不现实，我和司机都是男的。”陆瑞华告诉记者，基于这些考虑，他就和那个女孩以及女孩的母亲沟通：距离目的地还有20分钟，请女孩忍耐，一定尽快到达。

　　“当时，这对母女的说话声已经很大了，看得出她们也非常焦躁，身体上也肯定很难受。说实话，我也很崩溃，但我必须稳住情绪。深呼吸了几口后，我不停地向这对母女解释不能停车的原因，希望得到她们的配合。”

　　20分钟。在“人有三急”的时候，20分钟的确是极难熬的。为了帮助巴西女孩熬过去，陆瑞华想了两个办法。一方面，陆瑞华联系了女孩父亲公司的同事，打了个电话过去，让这名熟悉上海防控措施、精通外语的同事，向母女俩解释目前的状况。“这个电话打了七八分钟，转移了她们七八分钟的注意力，也为我争取到了做工作的‘黄金七八分钟’。”另一方面，陆瑞华联系了集中隔离点的点长倪春芳，说明了情况，让她马上安排翻译人员和引导人员，下车后第一时间让巴西女孩去上厕所。

　　“集中隔离点是外青松公路上的一个农庄，晚上路可能不太好走，急着去上厕所的话，必须有人引导。”陆瑞华说。

　　剩下的路，只能交给时间。车辆在黑夜中疾驰，陆瑞华就像个复读机一样，时不时地温言几句：“请你们放心，非常抱歉，我们会把你们送到集中观察点，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所幸没有再发生意外状况。到达集中隔离点后，巴西女孩第一个下车，终于上了厕所。

　　“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回想起来，关键是我自己一定要稳住，如果我不能把心情控制住、把语气控制住，他们会更加崩溃的。”陆瑞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