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最高法院当地时间8月30日下令禁止社交平台X（前为Twitter）在当地营运，X董事长马斯克批评裁决是不合理的审查，并是出于政治目的；即时通讯工具Telegram（电报）创始人杜罗夫在法国被捕，控以容许不法分子透过Telegram进行违法活动，8月28日他虽获准保释，但禁止离开法国；去年，加密货币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对平台违反联邦反洗钱法的指控认罪；2021年，Twitter在印度的高管因政府希望删帖而面临逮捕。一连串的事件令人关注，到底科技公司高管该为平台上的内容负责吗？

　　多年来，在西方国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很少因平台上发生的事情而承担个人责任。但从巴西法院因X拒指派法律代表，颁令暂停平台在当地服务，到杜罗夫被捕事件表明这个转变已经发生变化。

　　从历史上看，平台违规行为的责任者是公司，而不是个人。从法律上看，美国和欧洲国家因公司活动对拥有公司的个人提起诉讼的门槛很高，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有保护互联网平台免于对平台上的有害言论负法律责任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等法律。

　　不过，在某些具体领域，尤其是涉及儿童人身安全方面，追究网站高管法律责任的门槛正在降低。去年，英国通过了一项网络安全法，如果科技公司意识到了其平台上存在危害儿童人身安全的内容，但未能系统性地将其删除，科技公司领导人将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美国的第230条也不适用于某种形式的非法言论，例如描述儿童遭受性虐待的言论。

　　1998年，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的前高管宋姆曾在德国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罪名是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内容的同谋。他后来被判无罪；2002年，雅虎前首席执行官库戈勒曾在法国面临指控，因为有人在雅虎网站上出售纳粹纪念品。他后来也被判无罪；2012年，Megaupload的创始人道特康姆曾被美国当局逮捕，因为其网站上有侵犯版权行为；2015年，名为“丝绸之路”的在线黑市创始人乌布利希在美国被判有罪，罪名是为非法毒品销售提供便利；2016年，巴西曾短暂监禁了一名Facebook高管，因为他没有向一项贩毒调查移交WhatsApp短信通讯平台的数据。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研究互联网法的教授达芙妮·凯勒表示，检察官和执法机构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证明科技高管知道他们的平台上存在非法活动，却没有试图遏制这些危害。这很难证明，因为TikTok、YouTube、Snap，以及拥有 Facebook和Instagram的Meta一直在努力删除非法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报告给执法官员，所以这些平台的高管能辩称，他们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Twitter前副总裁戴斯利认为，起诉风险是迫使科技公司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他指出，与公司被罚款的风险相比，个人受制裁的威胁对高管们来说要有效得多。

　　圣约翰法学院副教授克洛尼克说，马斯克对X上的内容采取不干涉的管理方式，也正将其置身于像杜罗夫一样的特定危险之中。她更打赌有朝一日，马斯克也会因为拒绝监管、蔑视法律而在某个国家受审或入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