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保罗大学（USP）教授、跨学科安全研究所负责人莱安德罗·皮基特·卡内罗指出：“以这种形式推行奖金，很可能导致警员之间产生恶性竞争，破坏团队合作，并使GCM偏离其主要职责，转而集中精力寻找这些摩托车，尤其考虑到奖励金额不低。到头来，会演变成一场在城市地图上寻找被弃摩托车的狩猎游戏，因为许多摩托车在被盗后都被遗弃。”

他还指出，未来GCM势必会增加路面设卡盘查：“增加临检（blitz）虽然在现行法规允许范围内，但执行中往往难以规范，这将加剧混乱，削弱指挥力，引发单位间的内部竞争。”

塞古里达德与公民中心（Cesec）主任巴勃罗·努内斯表示，这项计划短期内或许能提高摩托车找回率，但从中长期看，极可能引发更多针对摩托车手的暴力执法。

“社会对摩托车手本就存在刻板印象，他们已是被盘查最多的群体，很多时候会被迅速视为潜在嫌疑人。这种以找回摩托车为唯一目标的奖励，很可能导致对摩托车手的暴力行为上升。”

FGV教授、巴西公共安全论坛成员拉斐尔·阿尔卡迪帕尼提醒，类似基于案件数量的奖金机制，往往诱使执法人员“人为制造场景”以领取奖金。他直言：“这就好比鼓励警察多开罚单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滥用职权、诱发违法行为。”

他还举例称，上世纪90年代里约州曾推出所谓“西部片奖金”（Gratificação Faroeste），对击毙嫌犯的警员发放额外奖金，结果被证实刺激了警方的致命暴力。

努内斯和皮基特均指出，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基于业绩发放奖金并非一定有害，前提是需置于更全面的治安政策与多维度指标体系中，而非只围绕找回摩托车一项。

“如果只是单点突破，缺乏长期视角，执法人员就只会盯着摩托车，而忽视更有效的车辆盗抢预防措施。”——努内斯

皮基特则补充：“管理可以靠目标和结果奖金来推动，但如果激励错位，就会扭曲人员调配和行动重点，令新兴、仍在建设完善阶段的GCM陷入内耗。正确做法应是用综合性指标，比如街头盗抢等多项犯罪数据，鼓励整个单位共同合作，取得社会真正关心的安全改善。”

圣保罗市警工会（SindGuardas-SP）则发表声明称，“任何形式的奖金都值得欢迎”，并希望未来奖金可在参与任务的全体人员中按一定比例分配，包括指挥中心和监控后台人员。声明中写道：“此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们警员保障圣保罗市民安全的能力。”

该法案由市长里卡多·努内斯（MDB）直接送交市议会，预计8月起进入表决流程。

市府在说明中称，奖励旨在“鼓励执法人员打击犯罪和整治违规车辆”，并强调首都6月的劫抢案数量已降至25年来同期最低（8202起），比去年6月减少15.1%。

按市府草案，奖金不会计入工资，可按实际参与程度分配给一名或多名警员，并须经主管部门核实确认，且支付以市府当期预算财力为前提。